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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沸沸扬扬的“雷士风波”被诸多财经媒体解读为投资人和创始人关系的典型案例。这场“闹剧”以雷士创始人吴长江今年5月的辞职为引爆点，雷士投资人阎炎和吴长江的互相揭短论战，以及引发的雷士供应商、代理商和员工的停工抗议，将这场控制权争夺战的剧情推向高潮。

　　《圈子圈套》作者王强在其小说《创始人》中写到，“企业在二次融资成功后就已经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，这一阶段虽然仍需要闯，但更需要的是规范化、专业化和科学化地改造和提升。这时的问题不是如何熬下去，如何拼到第一桶金，而是协调投资人和创始人之间、各方投资人之间、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，这时的leader就要有大局观，要经过专业系统的训练，还要懂一点politics,这就好像巴顿可以打赢一场战役，而艾森豪威尔却可以打赢一场战争。”

　　不过，我们更愿意采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着名学者塞缪尔·亨廷顿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的观察视角来审视雷士的这场控制权争夺战。当剥离了所有具象元素之后，整个故事的主角最终剩下了三个——中性的资本，感性的创始人与理性的投资人。这里所说的理性，同样是一个中性词语，不带有任何褒义色彩，纯粹是基于利益计算上的客观与冷静。

　　经历了达能与娃哈哈之争、马云的“云算计”等着名案例之后，契约精神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商业公案判断上的定性底线。不过雷士很难称得上是典型的契约精神方面的案例，在《首席财务官》杂志看来，这更是一场有关资本领域的“文明的冲突”，而接下来，对于雷士的所有利益相关者（投资人、员工、经销商、供应商以及社会公众）而言，目前更关心的是“秩序的重建”。

　　就常识而言，创始人对公司的价值不言而喻。

　　马云曾经说，“阿里巴巴最初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我。”创新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多数时候来自于创始人的独立思维，因此“创始人是企业的灵魂”这一说法显然可以得到普遍认同。然而自从10多年前王志东被赶出新浪以来，类似“偶像的黄昏”这样的创始人出局活剧，带着一丝伤感而残酷的旋律，随着VC与PE对中国经济的介入益深而反复上演。

　　正如亨廷顿所说的，“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。”

　　在资本的介入下，以股权为标志的创始人“一元制控制权”开始松动，甚至瓦解，原本形式大于内容的董事会开始强筋健骨并试图重建公司治理结构，在这一过程中，诸多隐含的利益与权力构成了“公司文明的断层线”，各方的价值与价值观开始摩擦直至冲突。

　　然而这一切冲突的实质，用本刊反复引用过的《教父》中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——“It's not person,it's business.”（这与个人无关，这是生意。）